这位法国教授，比彼得罗夫还难办。

至少彼得罗夫只是随身掏稿纸。

这位随身带着的，是能搅动国际数学界的推荐信。

车队从机场往友谊宾馆开。

路边自行车一辆接一辆。

穿的确良衬衫的青年夹着公文包赶路，书报亭前有人翻《人民日报》，也有人问有没有新到的《大众电影》。

阿莫尔坐在后排，只看了一会儿窗外，就翻开了笔记本。

老马从副驾驶座回头提醒：“教授，路上颠，写字不稳当。”

阿莫尔手下没停。

“数学家要是只能坐在桌子前写字，那很多定理就不会出生。”

老马转回去，不再劝了。

他这趟算是见识到了。

这帮搞数学的，跟长空基地那位顾总工有一种共通之处。

别人赶路，他们能算题。

别人吃饭，他们还在算题。

别人谈流程，他们张口就问黑板在哪儿。

车到友谊宾馆，阿莫尔刚下车，红围巾还没解，二楼走廊另一头就传来一声俄语大喊。

“高卢人！”

彼得罗夫从房间里冲出来，灰色毛衣外套都没穿好，手里还抓着半截粉笔。

他用很蹩脚的法语吼了一句：“你这个老秃头，总算来了！”

老马听懂了前半句。

后半句，他决定当没听见。

阿莫尔停在走廊中央，优雅地抬了抬下巴，然后用相当熟练的俄语回了一句脏话。

翻译当场低头看地。

博士生保罗张了张嘴，想提醒教授注意形象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

下一刻，两位老人已经抱在一起。

用力拍背。

互相嫌弃。

互相问候。

三句话之后，两人开始吵Ricci流里的一个边界项。

“你的处理太粗了。”

“你的估计太窄！”

“窄总比错强。”

“错？你竟敢说我错？”

“我说你的第三页错。”

“那你第四页才叫灾难！”

两人从走廊吵到房门口，又从房门口吵进会议室。

老马跟在后头，连连给服务员使眼色。

“热水添上，粉笔再拿两盒，窗户关严些。”

这阵仗，哪像外事会面。

倒更像两个老师傅一见面，就要抄起家伙把墙重新砌一遍。

温彻已经在会议室里等着。

他看见阿莫尔那条红围巾，又看见彼得罗夫手里的粉笔，很快在记录纸上写了两行。

学术含量很高。

管理难度也很高。

阿莫尔把皮箱放到桌上，取出一个文件袋。

“先谈三件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