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马压低声音提醒：“教授，这儿不是会议室，人来人往的，不大合适。”

彼得罗夫拿铅笔在纸边写下一串符号，头也不抬。

“数学不等会议室，灵感也不等汽车。”

翻译硬着头皮转述，已经尽量把语气放软。

老马抬手按了按太阳穴。

这个年代干外事，最怕两种人。

一种是别有用心的人。

另一种是不把流程当回事的人。

彼得罗夫两样都不算，可偏偏比两样都难管。

老马只能给旁边工作人员递了个眼色，低声吩咐：“把车开近点，别让教授在大厅里停太久。还有，通知宾馆那边，会议室黑板先擦干净，粉笔要硬粉笔，别拿那种一写就断的。”

工作人员应声跑开。

彼得罗夫还在写。

安德烈站在旁边，小声用俄语劝：“教授，要不咱们先去宾馆吧，接待方也要安排。”

彼得罗夫没抬头：“我从莫斯科一路忍到京市，已经很尊重外交礼节了。”

老马听不懂这句。

翻译也很聪明地装作没听清。

十分钟后，彼得罗夫终于合上稿纸，自己把顺序理好，郑重地放回皮箱。

上车前，他又问了一遍：“顾昭昭同志今天能来吗？”

老马回答得很稳：“要等上级批准，不过您的请求已经报上去了。”

彼得罗夫盯着他看了两秒，点点头。

“那请你们快一点。她的时间宝贵，我的时间也不便宜。”

老马心说，教授，您这话要是让经费处听见，账本都得抖三下。

车队离开机场，沿着京市街道往友谊宾馆去。

路边有骑永久自行车的工人，有推三轮送蜂窝煤的人，也有穿喇叭裤的青年从书报亭前走过。风卷着尘土从马路边擦过去，吹得几张旧报纸贴在电线杆下。

安德烈贴着车窗看，显然对京市街面的变化很感兴趣。

彼得罗夫却只低头看稿纸，像车窗外不是一座城市，而是一片跟他毫无关系的空白。

车到友谊宾馆，老马安排登记、房间和餐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