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艳旭在第五天傍晚才拨通那串号码。

电话响了六声。

对面接起。

“赵科长，我。”

杜艳旭手指敲着电话亭的玻璃。

“事儿能办，但比预想的麻烦。”

赵庆年没出声。

“陆安安那边，管教科换了一茬。”

杜艳旭捂着话筒，压着嗓子。

“原来认识的老刘调走了，现在管事的姓孙，不好说话。我又托了层关系，从政治处绕了一圈，总算搭上线。”

“什么时候能进去？”

“后天。”

杜艳旭话锋一转，“但赵科长，这中间打点的费用超了。光孙管教那边，我就垫了三百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。

“多少？”

“再补五百，把前前后后的窟窿堵上。我不瞒您，这趟我自己也贴了人情进去。”

“行，后天见面给你。”

“成。”

杜艳旭报了个碰头地点，挂断电话。

走出电话亭，往东走五十米，拐进一条窄巷。

巷子尽头停着一辆吉普。

他拉开后门坐进去，掏出记事本，写了个“5”，画了个圈。

副驾驶座上，温彻接过本子看了一眼，递回。

“江组长说，后天安排妥当。农场那边打过招呼了。”

杜艳旭点头，把本子塞回兜里。

……

第三天，上午八点。

赵庆年从家里出发。

骑自行车到东直门。

在公交站换乘32路到北新桥，提前一站下车。

步行穿过两条胡同。

在鼓楼附近拦了辆过路的拖拉机，搭到昌平方向。

到了昌平镇，又换了一趟去延庆的长途班车。

中途在南口下车。

从南口往西，走了二十分钟土路。

他在一个岔道口停下，等着。

九点四十五分，杜艳旭骑着辆借来的二八大杠出现在路口。

后座夹着个黑色人造革公文包。

“走吧。”杜艳旭跨下车，推着往前。

赵庆年跟上。

两人沿着碎石路朝西北方向步行了二十分钟。

远处出现一片灰色围墙和岗楼。

京郊第三劳改农场。

……

三公里外。

一辆挂着“粮食局”牌子的面包车停在杨树林里。

车厢后部。

江屹坐在折叠凳上，面前摆着便携式电台和手绘地图。

地图上标着四个红点，对应四个暗哨。

裴凛从前排转身。

“南口岔道、昌平镇东、农场西路、北边水库桥。四个点全报了位置，人进去了。”

江屹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条线。

从东直门，一路标到农场大门。

“换了四种交通工具。”